主条目：中国朝代
秦朝疆域
在過去中原王朝傳統的體系中，存在與現代不同概念的天下觀念。在古人眼里，中国（或中原）是天下的中心，可作为天下的象征。在這種觀念裡，歷代中原王朝自認位于天下的中央，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外緣納貢稱臣的藩屬；藩屬之外，最外圍與中原文化差異極大的部族則被稱作蠻夷。中國一詞有中央之國，主掌天下各方的意思。一个统治政權，只要能有效统治中原，就能处在天下共主的地位。這種界定與現在對主權界限的認知差異很大。
周朝以前「国」是各部落盟的封号。[18][19]，經過演變至周朝时则是成為卫戍王朝的诸侯国名稱[20]，在周朝的概念中，“中国”的含义不仅对天子所治理的地域称谓，也有中央之國，主掌天下各方的中心涵意。[21]在先秦以前中國是天下共主所在的地域，隨著歷朝歷代的不同，對中國這個名稱的含义也會有所變化。
自秦朝、汉朝大范围建立中央集权政权后，這種天下觀仍延續下去，特别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统一中国后，虽然统治者不是汉族，但大部分时间这一区域都是在一个中央皇朝的主导之下，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一个历史因素。再者，中原王朝的政權易主時便產生朝代更替，新成立的朝代繼承前朝正統，而每次朝代更替也都会更改国号[1]:16，国号是源自中原王朝所特有的文化，類似於古人的別名，別號，代表著現任統治者法定政權的官方名稱，同時也是為了彰顯君主的功績和德行[22]，與西方國號的概念並不盡相同，因此各朝代国号的確立有著嚴格的標準。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直接以「中國」為國號，「中國」一詞並不是用來指稱一個政權，而是以各正統王朝為中國代表，綿延時間的政治空間名稱[23]。如明朝時明太祖、萬曆于日本官方文件中自稱「中國」。清朝康熙帝在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也以「中国」作为對外国名[1]:27。
商周
编辑
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西或（西面的国家）”、“东或（东面的国家）”等词汇，殷人则自称“中商”，这是因为在商代方国联盟制度下商王畿地区正好位于天下的中央[24]。而目前所知“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青銅器何尊铭文中，其銘文記載了成王繼承武王遺志并營建東都成周的史實，其涉及“中國”部分铭文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兹乂民。”這篇銘文把“中國”指為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25][1]。虽然迄今所见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中商”而未见有“中国”一词[1]，但是《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意为“我要到中国（殷商故地）去定居”，铭文中的“中国”字正写作“中或”，这反映出其“中国”一词可能是从殷人那里继承过来的。
在周朝並沒有現代的國家概念，而是天下概念，周王以宗室分封各諸侯國做為屏障周王室的藩離，對於周邊諸侯國以宗法制與五種等級來服從中央，這種控制越到外圍控制力越弱，而至於蠻夷。在天下概念之內，周王室認為自己所居住的地域，便是中國，同時也代表中原政治文化的中心。[20]
在上古文獻《尚书·梓材》中也有提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指當時周朝統治下的全國而言[26]。“中国”的含义仅是周朝人民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他們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自中心向外輻射，而四周的部落则分别被他们称为蛮、夷、戎、狄。天子居於中央，所在乃是天下共主所在之處。在周朝長期的封建制度演變下，中國一詞成為主掌天下各方的中心意思。《周禮‧司徒》有這種說法：「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又比如《禮記‧王制》寫「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文中“中國”是包含所有華夏諸侯，可知“中国”一詞最先是一個表示地理意義的詞彙（中原與「四方」相對），逐漸變成了文化、政治上的核心名稱。
春秋战国
编辑
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影響力式微，（吳、越、楚三國春秋時代已稱王）各诸侯国開始自称都城为“中国”[來源請求][註 1]。三代時只有共主可以樹立"中"的大旗，代表是中原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國既可指代「華夏」[27]
[28]，也可指代周天子直轄的京師，中國作為京師的含義漸漸不用[來源請求]。
到戰國時期周室衰敗，強大諸侯國紛紛僭越稱王，自称为“中国”[來源請求]，認為自己的國家能取代周天子政治核心的地位。如《孟子》记载了一次齐王的谈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此“中国”为齊國中部的意思，這句話是說，齊王打算邀請孟子到國中作客卿。[29]
《戰國策·卷十九·趙策二》描述“中國”為：「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楚之所義行也。」這時間中國也代表中原文化、政治上的核心。[30]。在戰國時代至秦漢統一前「中國」成為代表所有諸夏領域的稱呼。[31]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中國」涵蓋的地域和文化內涵也逐漸擴大，後來形成漢民族。[32]
汉朝
编辑
與周代相同，漢代也用中國來自稱轄境[33][34][35][36][37]。不僅如此，漢還將治下人民稱為中國人[38]。以「中國」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首見於《史記·大宛傳》，載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39][40]。或相對描述異地民族，如描述安息人為：「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描述新羅人為：「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41][42]。這種以「中國」並列於世界諸國一員，表示相對的用法，漢唐間還有例證，如《後漢書·西域傳》以「中國」與「天竺」(印度)並稱;《唐會要·大秦寺》以「中國」與「波斯」、「大秦」(羅馬)並稱[43][44][45]。如《隋書第三十六卷》記述：「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唐代韓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傳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魏晋南北朝
编辑
漢朝以後，漢族地區以外的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國自居。“中国”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五胡亂華，晉室偏安江南，晉人仍稱中原為中國，“江左地促，不如中國。”[46]，“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鹹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47]南北朝時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將南朝叫作島夷；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兩方均有非我族類的意思。韓愈認為中國諸侯「用夷礼则夷之」，而用了夷礼的中國諸侯再返用中國禮儀「则中国之」。[48]
五代
编辑
五代時吳越王錢鏐臨終時要子孫“善事中國”，此“中國”是指沙陀族在漢地北部建立的後唐。五代有三代（後唐、後晉、後漢）雖是沙陀族建立的，但當時沙陀族已與漢族無異，被視為漢族，後唐也被稱為「漢國」[49]，新舊《五代史》都把他們視為正統，而把南方漢族政權放在次要地位，只稱梁、唐、晉、漢、周為中國，卻不稱南方立國的各漢族政權為中國，北宋的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言“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但「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十國放在世家，而契丹、奚、吐谷渾、達靼、党項、突厥等外族則放在附録方面，此處歐陽修所說的中國是指「五代之君」[50]，另外在《舊五代史》中，漢地南部的漢族政權是放在世襲列傳及僭偽列傳，而契丹、回鶻、高麗各民族國家則放在外國列傳。
宋朝
编辑
“中國”一詞的政治意義在遼宋和金宋對峙時期更显突出：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曾自稱中國。這裏的中國一词，與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51]。北宋對海外也自稱中國，如召見日本僧奝然，與丞相談到有關日本國君萬世一系的感嘆[52]，而日本僧人奝然用隸書給宋太宗的文章中以中國稱呼宋朝：「（日本）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四時寒暑，大類中國[10]。宋代則視五代十國是分裂的中國[53]，並且極力主張自身的正统性。如北宋著名學者「石介」撰寫專以「中國」為題的著名政治論文《中國論》，該著作對中華文化、道統和時政進行論述。
南宋時，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區，《宋史·儒林六》陳亮在上孝宗書中說，不能“置中國於度外”要經營荊襄“爭衡於中國”（其中的“中國”是指中原地區，而非指佔據中原的金國）。[54]
元朝
编辑
元朝皇帝忽必烈稱大元為歷代中原王朝的繼承政權[55][56]，各元朝統治者亦以歷代中原王朝的繼承者以及「中國」、「區夏」和「華夏」自居：
「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仰惟祖宗應天撫運，肇啟疆宇， 華夏一統。」
「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
忽必烈在接見日本平民塔二郎、弥二郎厚賜匹帛，以中國自稱：“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57][58][59]。宋濂於討元檄文中描述元末，以中國之民廣稱元朝所統治子民：“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60]
日本史學家杉山正明說：「中國的領土隨著時代變遷逐漸變化，從整體來看不斷擴大，最終才保有了現在的廣大領域。另一方面，中國歷代王朝並非每個都是由相同的人種群體所構成，而是由復雜多樣的人群與地域集合而成。總之，說中國是由各類人群在歷史演變過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復合體，恐怕再恰當不過。實際上，這一特性並不僅限於中國，它還是貫穿了整個人類史的共通點。當今中國存在五十多個民族這一事實，或許可認為就是其證據吧」。他指出，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漢朝、唐朝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61]。
明朝
编辑
明朝政府於官方文件中也有以"中國"自稱，如明太祖賜日本國書中有：“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62]明神宗給豐臣秀吉的詔書中稱：“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永樂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監鄭和等 : 齎詔敕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給賜，升賞各頭目品級冠帶，統領大寶。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國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皡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先後有隨行人員寫了出國見聞錄，如馬歡《瀛涯勝覽》描述中，對外也多自稱中國。
清朝
编辑
至清朝前期，“中國”一詞已經有著约三千年以上的使用歷史，作為一種地域（指中原地区）或朝代正统的标志，“外國”對等並稱。但從不曾將“中國”兩字作為政权的直接名称。自清军入主中原以来，统治者皆強調以“中国”自称。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被部分學者認為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中，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國家名稱使用，与“俄罗斯”相对。[1]:27-28晚清时候清廷在与外国交際往來或签定条约时，“中國”一词的使用非常普遍。许多官方正式文书上亦将“大清”与“中国”混合使用。
康熙帝為了測繪中國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屬於“中國地方”，以什麼為界線，且將滿洲地區（东三省）稱之為“中國地方”的“東北一帶”，當中的「中國」亦包含近代意義的國界觀念：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裡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欽天監監正南懷仁刊行全國、並在乾隆朝收錄於《四庫全書》的世界地理書《坤輿圖說》裡直接稱大清國為“中國”，為其全部统治区域。康熙朝晚年，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63]。
雍正帝在其著作《大義覺迷錄》中稱：“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書中批駁華夷之辨思想，指出滿洲人就是中國人，不應有華夷之分[64][65][66][67][68][69]
乾隆帝則明令：
「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63]
1767年，傳教士、宮廷畫師蔣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繪了第二幅高水準的《坤輿全圖》上同樣直接將大清國統治地區標名為“中國”。這幅圖的“圖說”部分經學者何國宗與錢大昕潤色後於1799年公開出版[63]。
1869年，美國傳教士倪維思著作《中國與中國人》中，有清楚描述到中國人講起自己的國名，最常用的是“中國”，發音是“Chung-Kwoh”[70][71]；時至清末，不只在日常習慣上，在官方頒佈的重大條例，法規等，以“中國”為現代正式國家名稱的用法不僅相當普及而且正式[71]，如在清朝法律明文規定，凡涉及中外國際交涉部分，稱本國為“中國”，並本國人為“中國人”、“中國人民”等條文[72]。又如教育法規《奏定學堂章程》中就有諸多使用：
「…外府師範學堂，則只可聘在中國學成之師範生為教員。查開通國民知識，普施教育…，在中國今日情形，亦為最要，並宜接續速辦。…至學堂內講習政法之課程，乃是中西兼考，擇善而從，於中國有益者採之，於中國不相宜者置之，此乃博學無方，因時制宜之道。……」
1903年由商務印書館发行的《中国通览》一书的“中国的位置与称号”和“全国之面积及人口”节中即称“中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为世界一大帝国”[73]、“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世界罕匹”[74]等。晚清官員、學者屠寄所著并于1907年发行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的“中国总论”一节中亦表示“国人自称曰中国，或曰中华”[75]，并表示当时整个亚洲的独立君主国只有中国、暹罗、波斯、日本等四国（其它地区则为各列强的领地或保护国等）[76]。这些亦从侧面反映出晚清教材等资料中对“中国”国名之普遍使用[77]。
1909年，受到西方國際法的衝擊，清朝頒佈中國第一部成文國籍法，明確地以現代法律形式自稱為「中國」，首次在法律上賦予了現代國籍法和「中國國籍」的意義。再加上同时期的其它一系列相关法令、政令、教科书等，以及国际条约中对“中国”一词的广泛使用和承认，基本奠定了“中国”具有现代国家名称的地位[77]。
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一开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有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佔東洋史全體之太半”。[77][78]这类以“中国”为名，包括各民族主导中国历史内容的通史书写，展现出重大的意义[77]。
中國大陸學者黃興濤及新清史學派學者、東亞史學家歐立德（Mark C. Elliott）認為，康雍乾之後的中國，是被清帝、滿人、漢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認同並加以再造過的中國[63][79]。現代「中國」的概念，正是來自於清朝所塑造的中國觀[80]。
民国以来
编辑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其名称源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中國從帝制轉型為一個共和制主權國家，“中國”這一稱謂具有了现代法律上的意义，並為中華民國的通稱[註 2]。現今仍有部分華人認為中國是中華民國的簡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最初拟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只用了“人民共和国”[81]。且在7月9日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張奚若等人認為名稱過長而應去除「民主」二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註 3][82][83]。对于张奚若的观点，周善培和司徒美堂则主张要用“民主”二字[註 4][81]。8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并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其中新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81]且周恩来向政协代表等人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其中表示“民主”与“共和”有共同意思，且这两个都已有民主含义，故去掉“民主”二字。[81][82]
8月18日，毛泽东在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给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电文里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82]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82]。于是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81][82]
由于会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混淆，包括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在内的代表提出反对意见，提议取消“简称中华民国”[81]。后来周善培和司徒美堂等人也对“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持有异议，認為應確立新國名[84][85]。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決議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去除加註[81][86]。该会议还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時會稱作「新中國」，來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舊中國」做區分[87]。不過在1949年到1971年期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地區後，仍被國際社會視為中國政府，並在聯合國中擁有中國席次[88]；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被稱為「紅色中國」或「共產中國」[89]，並堅持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90]。
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在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席次和相關地位，「中國」也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常見稱呼[88]。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簡稱「中」或「華」，如“中日关系”、“驻华大使”等。由于目前两岸分治的臺海現狀，与控制台澎金马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相对应时，一般以「中國大陸」代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会被中华民国政府稱之为「大陸當局」、「北京當局」、「北京」或「中共」[91]，但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中华民国政府亦有直接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92]和“中国”[93][94]的情况。